作为一部将镜头聚焦产妇的纪录片，《生门》有着对母爱动人的记录、对生命的动容，也有着人性的私欲、如鲠在喉的深痛。

　　妇产科如同一个高度浓缩了的滚滚红尘，这里集结生与死的挣扎、舍与得的纠结、老与少的代沟。穿越这道生死之门，就如穿越一道万丈的鸿沟。

　　银色的测试仪已经待命，男男女女挨个走上前来，坐在黑色的沙发上，把电极置于腹部，开始等待疼痛的升级。

　　这是纪录电影《生门》发起的分娩测试公益活动，受试者是没有生育经历的人：年轻的女学生、为人父的丈夫、新婚的妻子、从无畏惧的少年。

　　一级只是“有点奇怪”，四级像是“洗纹身”，从五级疼痛起，人们开始坐卧难安。九级，有人还在深呼吸忍耐；十级，爆发反射性的大喊。

　　《生门》记录的是妇产科中发生的真实故事。影院里没有测试仪，但当看到荧幕上的生产经历时，还是有许多人大吃一惊。乃至有影评专门叙述“邻座女生的哭法”。

　　但人们所不了解的不仅仅是分娩之痛。生育、生存乃至生活中的爱与苦难，在妇产科的一角，在母亲的身上，在短暂的几个小时之内爆发，而后又迅速被日常生活的节奏所掩盖。

　　他曾因《好死不如赖活着》《请为我投票》等纪录片闻名，成为第一位入围奥斯卡纪录长片单元的中国导演。

　　患艾滋病的一家、小学生选班长，这些题材都来自陈为军生活中的偶然机缘：“选题就在距你一公里之内。”

　　陈为军出生的时候，乡下还没有医生或者接生婆，母亲独自把他生在一片麦秆灰上，父亲亲手剪断他的脐带。

　　2013年，陈为军44岁，他带着摄影师和场记，在中南医院妇产科一待就是两年，陪伴80个家庭跨过他们的生之门。

　　纪录电影《生门》呈现的，就是其中4位母亲的故事：夏锦菊、陈小凤、曾宪春、李双双。

　　“中国的国情使得每一个小生命来到世界上都充满了仪式感、焦灼感，故事性十足。而医院的妇产科就是一个高度浓缩了的滚滚红尘。”

　　《生门》首先是关于母亲的故事，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，她们怀孕或生产的过程充满了艰辛：

　　夏锦菊的在手术过程中发生血崩，心脏停跳两次；80斤的陈小凤患有高血压和前置胎盘，终日侧卧，靠丈夫给她擦洗不断出血的身体。

　　跨越“鬼门关”已是惊心动魄，但更令人揪心的，是这些产妇所面临的现实困境：

　　陈小凤没有户口，上不了医疗保险。贴不起对联的一家人要怎么解决5万元的医疗费，养活一对双胞胎？

　　李双双怀孕30周，胎儿发育不完全，有先天残疾的可能性，是引产，还是坚持生下来？

　　曾宪春妊娠晚期子宫穿透，在此之前她已经有两个女儿，但“没有儿子，抬不起头做人”，要为一个男孩赌上性命吗？

　　在这个关头，“生命诞生”呈现出了多种意义：它是一个家庭的希望，也可能是一个家庭的判决。它是血脉、是筹码；但也是赌博、是负担。

　　妇产科的这些故事也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遭际，而是反映盘根错节的社会现实：贫富结构、性别歧视、优生优育、医患关系。而这一切的承受者，最终都是病床上的那位母亲。

　　影片中每个家庭的矛盾并不能因母亲的“坚韧无私”而得到化解，人们恰恰需要意识到，处于弱势的女性是社会暴力或不公最直接的受害者。要化解她们的困难，首先要看见、更要理解她们的痛苦。

　　不过，《生门》记录的也不只是困境，那些鼓舞人心的温暖细节，是同样真实的力量。

　　在情况危急，夏锦菊仍然坚持保住子宫的时候，李家福医生按照她的心愿坚持到万不得已的最后一刻；在李双双夫妇坚持要做引产的时候，儿科医生几乎是哭着哀求：给他一个机会。

　　这个江南地区最负盛名的产科团队，长期处于连轴转的状态，妇产科主任李家福在影片中笑称：32号可以好好休息了。

　　就算现实令人失望，家属们仍然有可以依靠的力量：父亲看着病床上疼到连连的女儿，轻轻揉搓着女儿僵硬的手指，抚摸她的额头；哥哥为了弟媳的5万元手术费，用尽一切办法，跑遍几十户亲友筹款；邻床的老太太，在女儿出院之际，也悄悄给陈小凤塞了个红包。

　　当李双双夫妇在护士的劝说下仍然坚持引产，害怕生下天生残疾的婴儿时，画面立刻切换到了夏锦菊所在的手术室，这个女人为了生孩子正在经历鬼门关。

　　现实从来不是黑白分明、铁板一块。电影展现出来的这种复杂性，使得困境没有单纯地表现为一种令人窒息的绝望，善意也不是一触即溃的心灵鸡汤，存乎于心的是一种紧张感，结论必须依靠每个人调动自己的伦理资源去探寻。

　　“一个电影在观众看完之前不能算作完成了。”制片人戴年文说：“观众看到什么，感受到什么，都是我们想表达的。”

　　“我们一群男人，雷竞技官网下载怀胎十月生下来。”在国家图书馆的映后交流会上，制片人戴年文这样打趣他们的制作团队。

　　的确，这样一部关注女性的影片，却从导演、摄像、剪辑到制片的各个环节都没有女性参与。

　　在社会舆论强化性别鸿沟的同时，如何以观察者和旁观者的身份，做到理解？拍摄者的经验，也可以被视作是理解他人、理解异性、理解另一个世界的经验。

　　起初，李家福医生对于这样的拍摄计划是拒绝的：“影响到正常工作怎么办？”但不同于调查采访类的纪录片，《生门》采取的完全是观察跟拍的方式。

　　要让摄制组成为医院环境的一部分，成为空气一样不引人注目的存在，导演和摄像三人干脆就住在了医院里。

　　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中，李家福逐渐适应了从早到晚都有摄像机跟着的生活，而一天连续10小时的拍摄之后，摄影师连酒杯都端不起来。

　　妇产科是一个“真实”的空间。因为面对接踵而来的危机与考验，人们无暇顾及日常生活中“前台”“后台”的印象管理，也无暇顾及镜头的存在。

　　为了呈现这种“真实”，有时必须经历伦理上的考验：当陈小凤一家因为凑钱而四处奔波的时候，导演仍然要做故事的局外人、客观的旁观者、一段生命历程的“陪跑者”。

　　这种距离感并不意味着冷漠，陈为军完整跟拍了80个家庭的生育过程，超过一半的家庭同意给他素材的授权。

　　夏锦菊是摄制组接触的第一个产妇，也是“试拍”对象，但当唯一的摄像师拿着最小的机器进入现场后，没有料到，这个脸上一直挂着笑容，看似一切正常的女人，在生产后突发了大出血：子宫以每分钟500cc的流量失血，宛如腹中炸弹。

　　在惊恐慌乱的氛围中，摄像师必须呈现多角度和多机位的细节——要记录生之世界：刚刚诞生的婴儿、剪断的脐带；也要记录鬼门关：手术台上止不住血的孕妇、手术台下成堆的血纱布。

　　看完成片后，导演陈为军说：“我自己只有一个孩子，但拍完这部片，我感觉像是生了40个孩子，活了好几辈子……女人是值得我们去怜惜的，永远要讴歌女性。”

　　戴年文想起自己母亲离世前的样子：“躺着，不能言语，大小便无意识……俨然成了一个婴儿，有如时光倒转。”60岁的摄影师，把多年存下的10万块私房钱全部交给老伴：“给你的，拿去花吧。”

　　如何给这样一个冷暖交织、包罗万象的故事作结？剪辑师萧汝冠听了两百张唱片，最后还是选择了刘川郁所作的《时光回》这首歌为终曲。

　　在戴年文看来，这是主创与观众的对话：“电影中的人无论多么年轻都是母亲，而在场的观众无论多么年长都是子女。

　　影片有多个层次，但如果看完人能够有一个基本的反应，了解身为母亲、身为女性的不易，想起给母亲打个电话，就足够了。”

　　自2012年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爆红之后，《喜马拉雅天梯》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《我们诞生在中国》《塑料王国》都在票房或者口碑上刷新了人们的预期。

　　拍摄妇产科的故事，源于陈为军导演的这样一个判断：“对真实生活的需求，是观众观影的新趋势。”

　　在主创团队眼中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：一方面，让习惯看娱乐大片的观众走进影院，看到电影的另一种可能性，看到“真实”的生活；另一方面，也让纪录片突破自己的专业小圈子，突破某个阶层的口味，呈现普罗大众都能有所共鸣的“生老病死”。

　　正是因此，20个家庭的故事即将被制作成受众更广泛的电视剧，讲述4个故事的电影版《生门》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次对观众口味的“试探”。

　　制作方请来了获得3次金马奖提名的剪辑师萧汝冠，让《生门》有了接近剧情片的节奏感，与此同时，陈为军导演第一次同意在自己的作品中使用配乐。

　　2016年12月16日《生门》上映，在院线三剑客鼎力相助、豆瓣评分8.5口碑高企的同时，这部投资600万的纪录片与《长城》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同档，只回收了86万元的票房。

　　似乎“主流观影人群”能够为娱乐大片买单，为美食、自然、匠人精神的生活方式买单，但不会为“疼痛”买单。

　　但在戴年文眼中的观众恰恰不是这样：线下点映会上前来捧场的年轻人，让他觉得是资本对“年轻人”存有偏见。

　　票房不高的原因多种多样，但“主流观影人群是‘培养’出来的”，他说：“让观众意识到电影不仅是消遣，而是像看书一样的文化消费，需要一个过程。”

　　军人出身的他回答得也干脆：“我认识的纪录片导演都是用真实来说话，我喜欢他们。”

　　但身为商人，他更注重的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：“我们的想法是，应该有一类这样的电影，让观众知道电影和电影人都不是单一的。那么，能不能找到喜欢纪录片的这群人为之买单，然后我们可以一直做下去？”

　　影片下线后，在北影节获得了“年度最佳纪录长片”。戴年文忙着参加大大小小的映后交流会，《生门》同系列的的纪实电视剧制作完毕，母亲节期间，还要在全国30家影院做免费放映。

　　在他看来，这是一种“文化公益”：“生孩子的女人，这么艰难，谁生孩子的时候说我要求孩子必须孝顺我？做电影当然要考虑回报，但有人记录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。”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